大學教授自由自主後的代價

       大學教授工作總會給人一種很自由的感覺。例如，大學教授每周只需要上課八堂課、副教授與助理教授有九堂課。對於受薪階級工作者而言，很自然換算為每週僅有八、九小時的工作時間。事實上是這樣嗎？

       很難說！對於非常不認真的教授確實如此。例如，每年使用相同教材，沒有隨著環境的變化而更新教材、調整論述方式，或是嘗試不同教學方式。也可能自己不講課，只要求學生找資料報告，沒花時間規劃資料搜尋範疇、指導撰寫方式、提出內容修改。這是一個極端狀況的描述，如果真是這樣，扣除上下班交通與例行性會議的時間，每週只有八、九小時的工作時間了。

       認真的老師會花時間從事各種類型的教學與學術活動。熱衷於教學工作者，會檢討上課成效，尋求回饋意見，以作為往後開課修正的依據，或調整剩餘課堂的教學進度與內容。三小時的講課，需要數倍時間的準備。依據個人過去經驗，每學期僅能挑選一至二門課進行這樣的調整，否則會造成時間與心力過多的負擔。

       有教授認真投入學術研究，觀察與思索研究議題。不單單進行自己的研究，也會花時間參加研討會、閱讀其他學者的作品、或是在實務環境中找尋可研究的議題。

       多元化的工作方向還可能涉及企業合作的實務問題處理、參與政府的政策規劃、輔導學生職能與技術、結合志同道合者建立外圍組織而達到特定的教育目的。極端認真的老師，可能是另一種極端的狀況，教授們總是會調和出適合自己的工作內容與工作時數。

       討論了教授工作的多元化，不外乎要強調一件事：大學教授有很多類型，在相對一般上班族，大學教授工作的自主性很高，有很多時間可以思考各種周遭發生的事物、選擇投入的領域、創造問題解決的模式、規劃發展的方向。社會無法期望大學教授先天上都具備使命感，老實說，這個比例可能很低。但在相對上有時間、工作保障、知識吸收的機會下，有較多的機會促使老師們開始關心國家社會的發展、周遭問題的排除、與環境與社會變遷的危機。這個比例或許會高一些。

       當激發出關心國家、社會、周遭、環境的使命感時，又有多少教授會真正的付諸實踐。他們可能需花些時間深度分析問題的本質、吸收更多面向的知識、結合相關的專業與實踐者、甚至要反抗負面因素。

       讓大學教授有高度的自主性，才有可能發展出多元化行為類型，與一班上班族有著截然不同的投入方向，保存改變現況的實力。從同工同酬的角度來說，國家社會是否能夠接受因為教授保有多元化的發展空間而可能產生各式不同的行為，有認真、科學、創新、關懷到消極、怠惰的各種面貌？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社會能夠容忍部分不負責的教授？國家需要嚴格的考核教授的績效？需要從工作量與工作品質重新訂定教授的薪資？還是根本上讓大學教育走向市場主義，以教授工作成果帶來的經濟收益為給新的標準？

       個人認為的答案是這樣：當大學制度被創造，角色被界定後，大學的自主與自由成為維繫國家、社會、乃至於全球發展的重要環節。在廣泛的教授群中，或許只有鳳毛麟角的教授，能夠產出較大的影響力。影響力包含了改變生活品質的新科技、革新社會制度的國家藍圖、建立新思維的主義、乃至於人類思想的方式。縱使或然率極低，但龐大影響力是值得期待的。期待從數千人中、數萬人中，歷經滄桑的發掘救世奇才，單就這樣的期待，就足以為大學自主立下不可撼動的界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