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醫學家鄒潤安先生（1790-1845），江蘇武進人。其去世至今已164年了，然而他卻認為我們留下了一部寶貴的醫學著作——《本經疏證》。這是一部發掘《神農本草經》藥物精蘊和研究《傷寒雜病論》的力作。它融《內經》、《傷寒雜病論》諸書之精義於一爐，在闡述《神農本草經》藥物及其功效方面，見解獨特而又精闢，可謂頗具卓識。應當說，鄒氏儘管沒有像孟河學派的四大醫家馬培之、費伯雄、巢崇山和丁甘仁等人那樣有名，也沒有留下多少臨床醫案。但他在中醫理論研究的造詣和貢獻上決不在這四位醫家之下。楊照藜在《重慶堂隨筆》總評中說：“本草以《本經疏證》為第一善本，其援引浩繁，穿穴精透，可謂空前絕後。”筆者以為，在對仲景學術的各類研究性著作中，鄒氏之書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都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

鄒潤安先生生卒年月約早於丁甘仁氏七、八十年。同里周儀顥在《鄒潤安先生傳》中說他：“家故貧，艱於就傅，勤苦自勵，於書無所不窺、雖冱寒盛暑，披覽不綴。”又說他“以積學敦庸行，為世通儒”。他一生不求聞達，而甘“隱於醫”，所著甚豐。其所著有《本經疏證》十二卷、《本經續疏》六卷、《本經序疏要》八卷、《傷寒通解》四卷、《傷寒金匱方解》六卷、《醫理摘抄》四卷、《沙溪草堂文集、詩集、雜著》各一卷，等。可見，他就是一位通儒術而隱於醫的儒醫。

先生疏證《神農本草經》藥物共173味，皆為仲景所用者。凡六易寒暑，克成是篇，其用心之專且久如此，最後未及訂正而卒，可謂一生心血皆傾注於此。洪上庠對該書的評論是：“例則箋疏之例，體則辯論之體，思則幽邈之思，識則卓越之識……則鄒君之籍以不朽者，其在於此歟！”

鄒氏友人湯用中（也是同鄉）在《本經序疏要》跋中說：“君為人治病，必先單家而後巨室。非盛寒暑，未嘗乘輿”。可見鄒氏不僅是一位理論家，同時也是一位平民醫生，他作風平易近人，醫德高尚，同情貧窮患者，而決非趨炎附勢者流。所以，其品行和學問皆獲得眾友人的尊敬。後來《本經疏證》之得以出版印行，正是靠這些友人的大力幫助，“力請集資剞劂”，因為他們認為“此書實能抉昔賢之閫奧，為後學之津梁”。完成其校訂等工作者，有湯用中等七人，其功實不可沒。

總之，《神農本草經》雖被列為中醫學四大經典著作之一，但歷代對其作疏解辯證的並不多，近年來中醫界相當一部分人對它亦重視不夠，其中一些精蘊尚未被我們發掘和認識。即使現在通行的《中藥學》教材所講述的藥物功能，比起《神農本草經》來雖然在內容上有所充實，也較全面和易懂，基本上可套用於臨床，但它論述各種藥物所適應的病機及其功效的所以然方面，往往闕如或失之膚淺。關於此，觀鄒氏《本經疏要》而自明。此書讀之雖甚難，然而卻頗耐人尋味。清代醫家王孟英在《溫熱經緯》卷五之方論中，曾有不少地方的注釋引用了《本經疏證》的論述，可見其對鄒氏的推崇。岳美中在為中醫研究生班草擬的“當讀的古醫書”中，亦推薦了《本經疏證》。看來，欲為一個在理論研究和臨床上有較高造詣的中醫師，這本藥理和病理學專著是不可不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