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名醫--鄒潤安

 

 

清代醫學家鄒潤安先生（1790-1845），江蘇武進人。其去世至今已164年了，然而他卻認為我們留下了一部寶貴的醫學著作——《本經疏證》。這是一部發掘《神農本草經》藥物精蘊和研究《傷寒雜病論》的力作。它融《內經》、《傷寒雜病論》諸書之精義於一爐，在闡述《神農本草經》藥物及其功效方面，見解獨特而又精闢，可謂頗具卓識。應當說，鄒氏儘管沒有像孟河學派的四大醫家馬培之、費伯雄、巢崇山和丁甘仁等人那樣有名，也沒有留下多少臨床醫案。但他在中醫理論研究的造詣和貢獻上決不在這四位醫家之下。楊照藜在《重慶堂隨筆》總評中說：“本草以《本經疏證》為第一善本，其援引浩繁，穿穴精透，可謂空前絕後。”筆者以為，在對仲景學術的各類研究性著作中，鄒氏之書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都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

鄒潤安先生生卒年月約早於丁甘仁氏七、八十年。同里周儀顥在《鄒潤安先生傳》中說他：“家故貧，艱於就傅，勤苦自勵，於書無所不窺、雖冱寒盛暑，披覽不綴。”又說他“以積學敦庸行，為世通儒”。他一生不求聞達，而甘“隱於醫”，所著甚豐。其所著有《本經疏證》十二卷、《本經續疏》六卷、《本經序疏要》八卷、《傷寒通解》四卷、《傷寒金匱方解》六卷、《醫理摘抄》四卷、《沙溪草堂文集、詩集、雜著》各一卷，等。可見，他就是一位通儒術而隱於醫的儒醫。

 

先生疏證《神農本草經》藥物共173味，皆為仲景所用者。凡六易寒暑，克成是篇，其用心之專且久如此，最後未及訂正而卒，可謂一生心血皆傾注於此。洪上庠對該書的評論是：“例則箋疏之例，體則辯論之體，思則幽邈之思，識則卓越之識……則鄒君之籍以不朽者，其在於此歟！”

 

鄒氏友人湯用中（也是同鄉）在《本經序疏要》跋中說：“君為人治病，必先單家而後巨室。非盛寒暑，未嘗乘輿”。可見鄒氏不僅是一位理論家，同時也是一位平民醫生，他作風平易近人，醫德高尚，同情貧窮患者，而決非趨炎附勢者流。所以，其品行和學問皆獲得眾友人的尊敬。後來《本經疏證》之得以出版印行，正是靠這些友人的大力幫助，“力請集資剞劂”，因為他們認為“此書實能抉昔賢之閫奧，為後學之津梁”。完成其校訂等工作者，有湯用中等七人，其功實不可沒。

 

總之，《神農本草經》雖被列為中醫學四大經典著作之一，但歷代對其作疏解辯證的並不多，近年來中醫界相當一部分人對它亦重視不夠，其中一些精蘊尚未被我們發掘和認識。即使現在通行的《中藥學》教材所講述的藥物功能，比起《神農本草經》來雖然在內容上有所充實，也較全面和易懂，基本上可套用於臨床，但它論述各種藥物所適應的病機及其功效的所以然方面，往往闕如或失之膚淺。關於此，觀鄒氏《本經疏要》而自明。此書讀之雖甚難，然而卻頗耐人尋味。清代醫家王孟英在《溫熱經緯》卷五之方論中，曾有不少地方的注釋引用了《本經疏證》的論述，可見其對鄒氏的推崇。岳美中在為中醫研究生班草擬的“當讀的古醫書”中，亦推薦了《本經疏證》。看來，欲為一個在理論研究和臨床上有較高造詣的中醫師，這本藥理和病理學專著是不可不讀的。

 

鄒潤安論薯蕷丸

 

薯蕷丸是《金匱要略》治療虛勞症的一個著名方劑。然而仲景為何以薯蕷名方，其立方本意是什麼？《方劑學》《醫方集解》（汪昂著）和《中醫治法與方劑》（陳潮祖著）等書都沒有對此方作一講解，而清代醫學家鄒潤安先生在《本經疏證》一書中對此作了精闢的闡述。

鄒潤安說：“仲景書中凡兩用薯蕷，一為薯蕷丸，一為腎氣丸。薯蕷丸，脾肺之劑也；腎氣丸，肺腎之劑也。”《金匱》言薯蕷丸之主治是“虛勞諸不足，風氣百疾”。那么，何謂“風氣百疾”？鄒潤安先生的解釋是：“風氣百疾者，心肝脾之氣懈於朝肺，肺遂不能輸精於皮毛，斯外邪乘而客之。是其責雖在肺，而其咎究在脾。故薯蕷丸以薯蕷帥補氣藥為君，補血藥為臣，祛風藥為佐使。”因此，它是一個治療因傷中而致之虛羸，因傷中而受之寒熱邪氣的主方。

 

鄒潤安認為，薯蕷肉最厚，體滑多涎，黏稠色白，不寒不熱，不潤不燥，為脾胃之所均喜。故其用為能致胃津於脾，而脾胃以和。薯蕷丸中，薯蕷為君藥，且補氣之參苓術草乾薑大棗用量亦重，而補陰之芎歸地芍麥冬阿膠則用量較輕，而祛風之桂枝防風黃卷柴胡白斂用量更輕。可見其方立意在使補氣藥輔君藥以扶正補中，使血藥佐風藥以驅邪；再用少許之杏仁桔梗以開肺而主治節，用神曲以啟脾。全方補中有消，扶正祛邪，此正仲景處方精義入神之處。

 

鄒潤安還認為，薯蕷丸既然所針對的病機是脾氣受損而不運，是脾氣不能散精上歸於肺，因此此方雖謂之脾氣丸也可。方劑之所以取名於此者，就表明“脾之氣，固當散其精而歸於肺也。”

 

鄒潤安還特別指出，何以《本經》言薯蕷可“補中益氣力、長肌肉”，而將其生搗又可消熱腫？“斯固為肉中之氣運掉不靈，致有所壅也。得厚肉多脂不爽生氣之物，其壅何能不解？”

清代名醫曹穎甫先生亦認為，薯蕷丸證為虛證中夾有實邪，即氣血兩虛而外感風邪，故含有中氣虛、咳嗽、納食少、里寒、畏風等症狀。故補虛用重藥（共12味），開表和里用輕藥。

 

近代醫家張錫純可謂善用薯蕷者，其所自製之薯蕷納氣湯、滋培湯、資生湯和清帶湯等方中，皆重用生山藥，可治喘逆咳嗽、女子血枯不月等。又創薯蕷粥(或一味薯蕷飲)，單用生淮山一味，治陰虛勞熱、或喘或嗽、大便滑瀉、小便不利等，皆取其有健脾補肺益腎之功。

 

總之，《本經》記載“主傷中補虛羸，除寒熱邪氣”為薯蕷之首功，而薯蕷丸即以之為君藥且名方。鄒潤安對此的解釋是：薯蕷“補傷中而致之虛羸，除傷中而受之寒熱邪氣也” “薯蕷所主之虛之邪，須審定其由傷中傷氣分方得無誤”。故薯蕷丸又可稱之為脾氣丸，為補中扶正祛邪之方。

 

鄒潤安論人參

 

鄒潤安在《本經疏證》一書中，記錄了自己用含有人參的方劑（茯苓四逆湯、桂枝附子湯、理中湯）救治兩個危重症的醫案，這是在全書很少見的。他正是在對仲景所有含人參的方劑及其治證的剖析中，來探尋用人參之微旨的。

 

辨人參之可用與不可用

 

對此，鄒潤安聯繫張仲景著作中諸方證來對此作了較詳的辨析。

 

1．有表證而邪正不分者不可用。

 

鄒氏引徐洄溪的話說：“疾病有分有合，合者，邪正並居，當專於攻散；分者，邪正相離，有虛有實。實處宜瀉，虛處宜補，一方之中，兼用無礙，且能相濟。”

 

以小柴胡湯證為例，其方後注有云：“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枝三兩，溫覆微汗愈”，就是屬於這種情況。“外有微熱”及“不渴”，都說明表證尚未解，邪氣尚混合不分，故當去人參。

 

2．表證已罷，內外皆熱，虛實難明者，尤不可用。

 

即是說，人參於熱盛而虛者可用，實者不可用。如白虎湯證之“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面垢”即不屬於虛證，故不用人參。又如小柴胡湯證，“若胸中煩而不嘔者，去半夏、人參，加栝蔞實一枚”，也是因為此時“邪聚於上不得泄越”（即不嘔），也不屬於虛，故不用人參。

 

3．表邪已化熱，邪正已分者，可用人參。

 

如白虎加人參湯證，仲景特別申明是“渴欲飲水，無表證”。鄒氏加以解釋說：“表證不渴，渴則風寒已化，邪正分矣。”雖然此時尚有“時時惡風”或“背微惡寒”，但它不是常常惡習風或遍身惡寒，說明表邪已經化熱，特尚未盡耳。

 

4．腸胃中冷、中氣不能自立者可用人參。

 

理中丸就是這種類型的代表方。鄒潤安說：凡用人參，必究病之自表自里，“其不由表者，若霍亂之寒多，用理中丸，腹痛更加之，雖頭身疼痛，發熱，無所顧忌。”

 

再如桂枝人參湯證，表里相混難分；黃連湯證，里證寒熱難分。前者外熱內寒，後者上熱下寒，正因為其中氣不能自立，故寒熱各據一所而不相合，不相合則終必相離而使病情加劇。故兩方中皆須用人參之沖和煦育，調補中氣而使寒熱調和，起一個樞紐以應環中的作用。

 

5．脾胃虛弱，更觸邪氣之嘔必用人參。

 

鄒氏說：“嘔者用人參多，欲嘔者用人參少，是人參之治嘔有專長矣。”

 

人參色黃氣柔，味甘微苦，惟甘故補益中宮，唯苦故於虛中去邪。故無論寒邪熱邪之盛，或病後陰虛陽虛，皆可用人參治嘔。如大病差後，喜唾，胃上有寒，宜理中丸；又“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者，竹葉石膏湯主之”。正因為人參之氣沖和而性渾厚，“能入陰化陽，故入寒涼隊中則調中止渴，入溫熱隊中則益氣定逆也”。

 

6．諸藥之需協調平衡而使藥力齊者當用人參。

 

比如在烏梅丸、竹葉石膏湯、溫經湯、薯蕷丸和侯氏黑散等方中，或以寒藥為君，或用寒藥甚多，或以熱藥為君，或補瀉錯雜，或收散並行，然而諸方中若“非人參則其力不齊，而互相違拗者有之矣”。再如九痛丸之亦用人參者，則在於方中狼牙、巴豆皆非常用之品，且有毒，“乃使跋扈者將兵，而以純厚長者監之之術。

 

總之，鄒潤安認為，人參為陰中之陽（其草背陽向陰，不喜風日，即由其生長環境使然），其力厚，其性醇，色黃味甘，故首入脾，次入肺，次入腎，次入肝，次入心，愈傳效愈著，所謂“主補五臟”也。“其入氣藥中，則合和而生氣；入血藥中，則歸陰而化氣；入風藥中，則所至而布氣”。既使它在處方中有時不屬於君藥，或用量亦不多，但它在方中所起的協調、平衡、監製等作用絕不可小覷。

 

鄒潤安論阿膠

 

《本經疏證》的作者鄒潤安（1790-1845））論藥常以《本經》記載的藥物主治為依據，深入到仲景使用該藥的各個方劑中去尋根究源，探尋其所適應的病機。故“每緣論藥，竟自論方，並成論病”，務必疏明藥性之所以然。其論阿膠者亦然。

據《本經》記載：阿膠味甘平，主心腹內崩勞極，灑灑如瘧狀，腰腹痛，四肢酸疼，女子下血，安胎。

 

首先，鄒潤安明確地提出了阿膠的主治功效或其所適用的病機是“能浚血之源，潔水之流”，這是其他的任何一位醫家所未曾講到的。

 

“浚”者，疏通也，疏導也；“潔”者，化濁為清也，使潔淨也。鄒氏認為，“所謂心腹內崩勞極，灑灑如瘧狀者”，皆因“生血之所，氣潰敗以不繼，血奔溢以難止，內則五臟之氣不凝，外則經絡之血不榮”，而阿膠“則仗其取肺所主之皮、腎所主之水，以火煎熬，融洽成膠，恰有合於膻中火、金、水相媾生血之義，導其源而暢其流，內以充臟腑，外以行脈絡也。”這就是說，阿膠的煉成，本身就與人身火、金、水相媾生血之義相似，故作藥則有同氣相求之妙。但它又不是直接補血的，而是治因“水濁於中（按：水濁皆因熱或撓動所致），則滓停於四畔及窪坎不流之處，所謂腰腹痛、四肢酸痛者”。他說，阿膠“取氣薰津灌之皮，假水火烹煉成膠，膠成之後，隨亦水消火熄。恰有合于澄水使清，各歸其所”。在此，鄒氏是用象思維來解釋藥性。由此看來，阿膠的功效，與其煉製的材料及過程有直接的密切的關係，這是不可不論及的。阿膠與其他天然藥材比較，的確有其特異之處。

 

其次，為了闡明阿膠要如何套用才能得當的問題，鄒潤安通過對仲景《傷寒雜病論》中用有阿膠的諸多方劑，作了進一步的分析。

鄒潤安自問自答：“何者為用阿膠確證？”緣渴乎？非也，“五苓散無阿膠，亦能治渴”，還有溫經湯證、黃連阿膠湯證、炙甘草湯證，皆不言渴。又為不得眠乎？亦非也，以梔子豉湯、酸棗仁湯皆可治失眠，但皆不用阿膠。他又問：“黃連阿膠湯證，無濕在中，何以用芩連？黃土湯證，無濕在中，何以用白朮、附子、甘草、黃土？”他認為，前者是由於“火燔於上，有濕不足以濟之”，後者是“濕郁於上，有火不足以宣之”，故“阿膠隨芩連，是化陰以濟陽；隨術附是和陽以存陰”。

 

他還認為，仲景在鱉甲煎丸中用阿膠，是用它挽留（或防止）紫葳、牡丹、桃仁、コ嬙ㄑ之過當；在薯蕷丸中用阿膠，是用它帶領（或疏導）四物湯等藥以和血。經云：人臥則血歸於肝。鄒氏認為，血不歸肝者有三種原因：一是肝血沽澀，二是血為火擾，三是有化血之物，停而不化，反致無血歸肝者也，此則為阿膠之所主。

 

《別錄》認為阿膠能“養肝氣”。鄒氏是這樣解釋的：肝藏血，血衰則肝家之氣失所戀而耗散；血復則氣得所養而充旺矣。

 

由於阿膠有益血之能，而血亦水屬。鄒氏認為“血是水之淳，水是血之漓。”他說：“血之病多在泄，泄則不流，化源反竭；水之病，多在停，停則不澤，反能生火。”如芎歸膠艾湯所治之胞阻，鱉甲煎丸所治之瘧母，溫經湯所治之少腹瘀血，大黃甘遂湯所治之血室瘀血，皆是治血不流而化源竭者。其用阿膠者，正“取千里伏流不潰不決之濟水，熬統護血肉之皮以成。皮者肺之合，火者心之合，水者腎之合。三合相聚，不正似血之化源乎？化源已續，斯瘀自行，瘀者行則決泄自止。”這一段講得太好了，尤其是最後一句話“化源已續，斯瘀自行”，為我們指出阿膠並非行血之品，它之所以能使“瘀自行”者，正在於它能浚血之源，使化源得續，所謂“導其源而暢其流”也。然而，他同時又特彆強調，“阿膠之用，屬陰不虧而不化血者，不治血之化源竭也。倘中焦無汁可化，則非其所能任。”所以，在現代的中藥學講義上，一般也都認為脾胃虛弱及消化不良者不宜用之，這是與鄒氏所論相符合的。

 

鄒氏還指出：“水停而生火，則豬苓湯、黃連阿膠湯、炙甘草湯、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溫經湯，皆其治也。”阿膠在這些方中皆起一個潔源導流，即導液的作用。

 

總之，阿膠是我國古代先民在醫學上的一大貢獻與發明，從其製作材料及方法上都體現了古人的聰明智慧。鄒潤安從其中悟出了它所包涵與對應的病機，即阿膠的主治功能與特性。在歷代醫家對阿膠的論述中，都沒有鄒潤安講得那么深透，那么精闢。難怪清代名醫王孟英對鄒潤安的著作評價說：“鄒氏之書，疏經旨以證病機，俾古聖心源昭然若揭，不但有裨後學，足以壓倒前人。”